1977年4月14日，湖南长沙，接到丈夫病重消息的董慧拖着受伤的腿，急匆匆赶往医院。她抵达时，潘汉年已经病入膏肓。夫妻相见不过片刻，当天，潘汉年便离开了人世，终年71岁。 几个月前，潘汉年还在湖南洣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。元旦前后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，被送到长沙治疗。董慧原本想陪同前往，可她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只能留在农场等待消息。 临行前，潘汉年曾握住妻子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我会回来的。”这句话并没有兑现，却成了董慧此后反复想起的一句话。 潘汉年去世后，香港亲属很快写信来，希望董慧前往香港生活。以董家的条件，她完全可以离开农场，回到亲人身边。然而，董慧没有答应，只说自己要等“那一天”。 这句话背后，是一段被时代反复冲击的婚姻。 董慧1918年出生于香港，父亲董仲维曾任香港总商会会长、道亨银行董事长。董家家境优渥，却没有把女儿养成只知享受的小姐。董仲维重视中华文化教育，担心香港当时的殖民教育环境，便把女儿送到广州读书。 董慧就读于广州培道中学时，开始接触进步思想。1937年夏，她北上北平准备考大学，恰逢七七事变爆发。辗转西安后，她本有机会进入西南联合大学，却没有走进大学课堂，而是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，要求奔赴延安。 1938年，董慧到达延安，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，中央成立社会部，董慧参加了隐蔽战线干部训练。一次授课中，她认识了潘汉年。 那时的潘汉年三十多岁，已经在革命和秘密战线上工作多年。他讲的不是空泛理论，而是敌占区斗争中的真实经验。董慧没有想到，这位年轻讲师后来会成为自己的丈夫，更没有想到，两人的命运会被同一场政治风波牢牢捆在一起。 组织上曾安排董慧协助潘汉年在香港、上海等地开展工作。她熟悉香港社会，又有家庭背景作掩护，办理联络、资金往来和交通安排都比较便利。董家还曾帮助过党的地下工作，父亲董仲维拿出10万港币支持相关活动，后来归还时，仍按原数记账，没有借机获利。 长期并肩工作，感情逐渐产生。1947年，41岁的潘汉年与29岁的董慧结为夫妻。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，潘汉年原本有出任驻英大使的安排，因上海接管工作需要，改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。董慧也进入上海市委统战系统工作，后来担任过秘书科长、工商处处长。 日子刚刚稳定，变故突然袭来。 1955年4月，潘汉年被捕。不到一个月，董慧也因与潘汉年的关系和工作经历受到牵连。夫妻二人虽被关押在同一地点，却长达七年没有见面。潘汉年曾写诗寄托对妻子的思念，董慧则在漫长等待中承受审查与孤独。 1962年，董慧被释放，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。有人劝她去香港，也有人劝她与潘汉年划清界限。她都拒绝了。对离婚的劝说，她只平静地表示：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。” 1963年初，潘汉年的案件暂告一段落，夫妻二人被安排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。相比此前的关押生活，那里毕竟有了一点活动空间。两人偶尔能够外出，甚至在颐和园遇到过陈毅。陈毅关心老部下的处境，表示愿意反映情况，但后来特殊年代到来，事情没有继续推进。 多年劳作和精神压力，严重损害了夫妻二人的身体。1975年，他们被安排到湖南洣江农场。香港亲属开始寄来药品和食品，董慧的弟弟还曾到长沙探望，只因种种原因未能见面，便留下了一把轮椅。 潘汉年病逝后，董慧仍没有离开。她相信，丈夫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被重新审查。遗憾的是，她没有等到那一天。1979年2月24日，董慧病逝于洣江农场医院，终年61岁。 转机出现在潘汉年去世数年之后。1981年，陈云提出复查潘汉年案，指出：“我不相信他是个特务。”有关部门重新调阅材料，李克农当年整理的调查报告也成为重要依据。 1982年8月23日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，为潘汉年平反，恢复名誉，确认他在文化、统战和秘密战线上作出过重要贡献。1983年8月22日，公安部撤销对董慧的错误结论，认定她在香港、上海从事的是党的情报工作，所受指控属于不实之词。 这场迟到的纠正，也回答了董慧当年为何不肯赴港。她等的不是个人生活的安稳，而是丈夫和自己终会得到公正评价的那一天。 1983年，潘汉年、董慧夫妇的骨灰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1997年7月22日，相关部门又举行重新安放仪式。宜兴新街镇陆平村桃花山上，后来还留下了他们夫妇的衣冠冢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