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4月2日，广州中院法槌落下。66岁的李亨利站在被告席上，听到判决：有期徒刑十一年，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。 他曾在上海出生，靠改革开放赚到第一桶金，娶了中国妻子，在外人面前张口闭口“感恩改革开放”。 但他的另一张脸，藏了三十年。 李亨利原名李沪祥，1955年生于上海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他通过与境外人员合作经商，攫取了第一桶金，公司逐步发展到亿级规模。 他的祖父曾在香港开办企业，姑姑舅舅们也在香港和英国生活，他通过香港亲属关系拿到了伯利兹身份。 但他的发家史里有一段被他自己选择性遗忘的过去。 上世纪80年代，李亨利因引诱妇女卖淫和诈骗两次被公安机关处理。一个做生意的人，跑去干这种事，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。 更关键的是，被法律收拾之后，他没有悔改，反而把账记在了国家头上。 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只要是对中国不利的事情，他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”。 他早年入了伯利兹籍，但骨子里崇拜的是某个西方大国。平时以该国华侨的面貌示人，甚至要求妻子和儿子在对外交往时也说自己是该国人员。 他在与政府官员接触时极力表现出自己是爱国商人，私底下却毫不避讳反华思想。 每年他还会组织员工去境外参加反华宣讲活动，回国后要求每人写心得体会，达不到标准就挨骂甚至丢饭碗。 做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，李亨利这套操作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：他把“爱国商人”当成了一张商业名片，用来维持在国内的信任度和资源通道。 这张名片越有效，他在境外反华圈子里的“价值”就越高。 他两头都在用同一套表演系统，区别只在于观众是谁。 2009年，李亨利在某西方大国参加一场反华活动时，遇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反华分子杨某某。他后来在央视镜头前回忆了那场相遇。 正好下大雨，两个人站在一个门洞里，他问对方贵姓，对方说自己姓杨，他立刻想起来在《争鸣》杂志上一直看到这个名字。 李亨利当时就觉得，杨某某是与他灵魂完全契合的人，可以一起完成所谓共同的政治抱负。杨某某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中国的领导，跟某国国会关系极好。 李亨利当即表示，自己不仅有支持反华活动的意愿，也有实力进行金钱资助。 没过多久，杨某某就找上门来，第一笔是2000美元。在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，李亨利向杨某某捐助的各类资金加起来达到数十万美元。 钱怎么出去的？他组织公司同事兑换外币，每人按照合法规定最高限额带出去，一次带一点，二三十个人一起走，次数多了，钱就一点一点流到了境外。 他后来在镜头前自己承认，所有的钱必须通过地下途径出去。 在公司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下，他伪造合同、虚开增值税发票，从国有银行骗取了510万元贷款，经过地下汇兑进入私人账户，其中一部分最终流向了杨某某。 做跨境资金监管的角度来看，李亨利这套“蚂蚁搬家”式的转移方式，是早期地下钱庄最典型的操作手法之一。 单笔金额小、参与人数多、资金用途分散，监管机构很难从单笔交易里识别出异常。但这种手法有一个前提：你必须有足够多的“人头”愿意配合。李亨利用的正是自己的公司员工。 杨某某只是李亨利资助的对象之一。 2014年香港非法“占中”事件期间，香港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挑头参与。李亨利通过杨某某搭上了线，主动提出要见周永康。 在获悉周永康即将前往欧洲某国参与某反华论坛活动时，李亨利当即表示愿意为周永康支付当次赴欧洲的出行费用，一天后专门前往铜锣湾的一家旅行社为周永康购买了赴欧洲的机票。 见面之后还让自己的亲戚在远处偷偷拍下合影，回去好跟人炫耀。 2018年下半年，某国议会进行选举。 李亨利向杨某某明确提出，要向部分反华议员提供资金上的支持，希望通过杨某某之手对这些反华议员进行资助。 2019年6月，香港“修例风波”持续发酵，李亨利加紧了与杨某某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勾连。他甚至在电话里问杨某某“这次在香港搞得怎么样”，对方回“搞得非常好，搞得非常漂亮”。 然后杨某某说还有一些重要的反华活动缺资金，希望得到李亨利的支持。李亨利给了他一张2万块的期票。 2019年11月，国家安全机关将李亨利抓获。2020年4月，广州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，移送审查起诉。 2021年4月，广州中院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。李亨利案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，也被国家安全部列为“十大反间谍案例”之一。 做国家安全研究的角度来看，李亨利案的关键不在于他资助了多少钱，而在于他的身份掩护。 他是“爱国商人”、是“美国企业驻华高管”、是娶了中国妻子的“中国女婿”。 这三个身份叠加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信任外壳。 他接触政府官员的时候用这层壳，接触境外反华分子的时候也用这层壳——只不过后者的“入场券”，恰恰是他在前者的圈子里积累的人脉和资源。 李亨利这件事最让我后背发凉的，不是他资助了多少钱。 是他在中国赚了三十多年钱，娶了中国妻子，跟政府官员握手合影，在五星红旗下侃侃而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。 他在境外给反华分子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