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，吉林白城。午饭后不久，时任白城军分区司令员郑其贵走出机关，准备在街上散散步。街角忽然冲出一个衣衫破旧的汉子，紧紧抱住了他。警卫员刚要上前，来人已经含着泪喊道：“师长，是我啊！” 郑其贵愣住了。 眼前这个人面容憔悴，衣服沾满尘土，怎么看都不像军人。可那声音、那神态，却让郑其贵感到异常熟悉。他盯着对方看了片刻，脸色慢慢变了，随即把人拉回办公室，又是倒水，又是安排饭菜。 两人没有立刻谈别的，只反复问着对方这些年的经历。话题一转到朝鲜战场，屋里的气氛骤然沉重下来。那段被尘封多年的往事，重新撕开了伤口。 来人名叫王富贵，曾是180师的一名警卫班长。1951年5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，180师奉命在朝鲜北汉江一线行动。战事突变后，部队被迫突围，王富贵与大部队失散，后来被美军俘虏。 停战回国后，他始终认为当过俘虏是一件抬不起头的事，便长期在外漂泊，靠零散活计谋生。多年过去，他没有主动寻找组织，也不愿向熟人提起自己的经历。直到这次偶遇，才鼓足勇气认出了郑其贵。 郑其贵出生于1914年，安徽金寨人。金寨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，少年时代的他便参加红军，后来在部队中担任过班长、排长、连长和师部参谋。红军时期，他参加过根据地反“围剿”作战。 1932年，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途中，郑其贵负重伤，右手留下终身残疾。伤势使他不再适合长期承担一线军事指挥，此后更多从事政治工作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参加过百团大战、临汾战役、太原战役等重大行动，历任政委、政治部主任等职务。 这段经历，解释了他后来担任180师师长时的处境。他有丰富的革命资历，也有战场经验，但直接统率大兵团、处理复杂突围局面的经历并不算多。偏偏180师后来面对的，正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最艰难的局面之一。 180师组建时间较晚，1947年由晋冀鲁豫地区部队和起义人员整编而成。解放战争中，这支部队在西北、西南参加过多次作战，但与一些经历过长期恶战的老部队相比，战斗积累仍有差距。 1950年冬，180师从国内开赴朝鲜。1951年春，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开始，180师起初承担的任务并不是最危险的突击，而是配合主力行动。随着战局推进，部队被投入更前沿的作战地域，任务随之加重。 战斗初期，180师曾突破敌军阵地，攻占杜武洞、仓村里等地。炮兵也打出过漂亮战果，部分部队以准确射击摧毁敌方坦克。这些胜利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：只要继续向前，战役就能顺利发展。 但战争从来不只看进攻时的锋芒。 第五次战役后期，志愿军部队开始转入撤退。180师所在方向的友邻部队先后奉命转移，原本相互依托的战线出现空隙。与此同时，美军依靠空中优势和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，志愿军的粮食、弹药补给也越来越困难。 180师连续作战多日，人员疲惫，弹药不足，电台通信还遭到破坏。此时，它既要阻击追击之敌，又要掩护伤员和后续部队撤离。一个师被压在前沿，行动空间越来越小，危险由此迅速积累。 郑其贵曾向上级反映部队困难，请求调整部署。根据当时的命令，180师需要承担殿后任务，等待伤员和其他部队撤走。命令必须执行，可对已经深入敌后的部队来说，殿后就意味着把最危险的时间留给自己。 突围开始后，部队被分割成多个小股。官兵依靠夜色、山地和残存弹药寻找出口，许多人倒在途中，也有人负伤被俘。关于180师的具体损失，不同资料统计略有差异，但部队遭受重大伤亡、建制受到严重打击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 战役结束后，志愿军对这次失利进行了严肃检讨。60军军长韦杰受到批评，郑其贵也被撤销师长职务并作了组织处理。多年之后，韦杰仍对180师的处境难以释怀，曾感叹当年的责任处理并不完全公允。 而郑其贵与王富贵在白城重逢时，已经过去八年。一个从战场归来后继续工作，一个在社会上辗转谋生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却仿佛又回到了朝鲜山地。王富贵低声说：“我没有忘记部队。” 郑其贵没有责备他，只是握住他的手。随后，他把王富贵安排到军区农场管理军马，使这名失散多年的老部下重新有了稳定生活。 郑其贵晚年仍常提起180师的官兵。1990年，他病重之际，对身边人说起那场突围，仍反复念着一句话：“实事求是，难啊。”这句话不长，却压着一个师、数千名官兵，以及他们此后几十年都没有真正放下的战场记忆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