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不能永远等别人发现真理，再拿过来应用。” 文丨小晚 访谈丨小晚 申远 “我接受你的访谈，我什么都敢讲，我不怕。” 数学家丘成桐 77 岁了。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圆珠笔，走路慢悠悠的，说起话来却几乎没有缓冲。 丘成桐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。他 27 岁证明卡拉比猜想，32 岁获得菲尔兹奖，并推动几何分析成为现代数学的重要领域。 对他来说，数学不只是职业，也是一个 “完全自由的国度”——一个命题只有对与错。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国籍、身份、头衔和地位而改变，也不会因为谁掌握更多资源，就变得更接近真理。 2021 年，他在清华创办求真书院，一年后从哈佛退休，全职回到中国。 在这里，学问之外还有院士、帽子、职位、经费和人情；急于成名的年轻人，争抢头衔的教授，在意排名的学校，追逐暴利的企业家。丘成桐把其中很多东西归结为两个字：功利。 2026 年 7 月，王虹、邓煜获得菲尔兹奖。丘成桐公开说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国。他也说，他们回来的前提，必须有适合他们进一步成长的土壤，而不是担心——能不能当院士。很多人因此质疑他：既然知道这个环境仍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劝他们回来？ 丘成桐的回答是，“如果他们回来，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所需的环境。” 他说的是清华求真书院。 他希望在求真书院建立一个更接近数学世界规则的小环境：好的学者因为学问被尊重，年轻人不必过早追逐帽子和职位，研究可以按照十年、二十年的尺度来衡量，而不是急着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但要建立这个小环境，他需要政策支持，还要向企业家和社会募集资金，钱募到以后，能不能用、怎么用，仍要层层审核。为了让海外学者在中国安心工作，他要处理许多与数学无关的问题：老师周末生病，能不能及时看上医生；孩子来到北京，能不能顺利入学。 丘成桐说，自己不在乎钱、不在乎权力。但他极力推动的，却是一件无法脱离现实资源和制度环境的事。 这正是丘成桐眼下的难题：他相信真正的学问应该远离权力、金钱和名利，却又必须争取资源，借助自己的声望，建立一个尽可能不被外力支配的学术空间。 以下是今年 8 月，《晚点 LatePost》与《财经》杂志共同对丘成桐的访问。为避免引发过多争议，部分内容未收入本文。 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目前共有 94 位在职教师，包括 2 位菲尔兹奖得主、2 位邵逸夫奖得主、5 位院士。博士后 89 位，其中外籍博士后 31 人。 他们回来，首先面对的是能不能当院士 晚点：今年 7 月，王虹和邓煜获得 2026 年菲尔兹奖后，您说希望他们回国。这番话引发了很大争议，网上的评论您看到了吗？ 丘成桐 ：网上对我评论很多，有很多人批评我。他们讲我 1982 年不回国，为什么要王虹、邓煜回国？ 1982 年，我获菲尔兹奖的时候，实际上没有国籍，我的香港旅行证件已被注销，也没有申请美国国籍。那时中国刚刚开放，国家认为海外人才回国的条件还不成熟，政策尚未明确，也有一些回来但并不成功的例子。国内也没有适合研究的环境，相关部门建议我留在海外发挥的作用更大些。如果回来，学问做不下去，对国家也没有好处。很多人不考虑这个情况。 今天王虹、邓煜回不回国，面临一样的选择，既要看对国家有没有好处，也要看对数学家学问的发展是否有益。假如回国，遇到很多困扰等种种原因，什么都做不下去，那就没有意义。 晚点：假如他们回国，首先面对的可能是什么？ 丘成桐 ：第一个就是做不做得了院士。 在中国，无论什么场合，总是按照职称、头衔安排座位；坐在台上的是院士，不是院士就坐在下面。王虹、邓煜他们回来，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：能不能当院士？院士评选有独立的排队秩序，与学问不直接相关，虽然获得了国际大奖，也未必能够获得院士头衔，否则就直接打乱了原有秩序。院士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争名、逐利的框架体系。我知道为了帮助教授评上院士，需要拉资源、走关系，付出许多学问之外的努力。 我每次邀请中国籍学者回国，对方首先问的往往就是这个：“如果我当不了院士，为什么要回来？” 中国应该对现有的院士制度进行改革，才能真正吸引最好的科学家回国。 晚点：为什么您会认为王虹、邓煜想当院士呢？一个真正想做研究的人，最在意的未必是这个头衔。 丘成桐 ：每个人回来以前都是这么讲的，但真正回来以后，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 除非不参加国内重要的学术活动；只要参加，不是院士，就始终排在最后。每个人都有自尊，尤其是学问好的人。一个学问比你差许多的人，因为头衔漂亮，就坐在前面；不是院士，学问再好，也只能一直坐在后面。宣读报告人名单的时候，也是先念他，总是最后才轮到你。 谁愿意呢？它不只是一个学术头衔，也代表了外界会怎样对待你。这些在海外学者眼中，简直不可思议。 晚点：人是环境的产物。 丘成桐 ：现在要聘请人才，两个事情是最困难的——一个是帽子，一个是院士。 晚点：帽子是什么？ 丘成桐 ：就是中国有很多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