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。 这场会见的气氛并不轻松。 王毅直接点明了历史与台湾两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措辞之重，在近期的中日交往中不多见。 就在岩屋毅抵达北京之前几天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在纽约完成了一轮密集的外交动作。 一边是日本经济界主动上门寻求对话，一边是日本政客在国际场合频频出招。 这种反差，把日本当前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摆到了台面上。 9月27日，日本前外相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率约50人的经济代表团抵达北京，开启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。 9月28日，王毅会见岩屋毅，整场对话气氛严肃。 王毅在会见中说了几句分量很重的话。 他指出，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，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。 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，挑战战后“和平宪法”，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、替战争罪犯招魂，“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，也难以有未来”。 关于台湾问题，王毅的表述也很直接。 他说，对日方而言，“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”。 他还说，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，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，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。 日本经济界这次主动组团来华，根源在于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已经拖累两国经贸往来。 日本国贸促承担着中日经贸交流对接窗口的职能，过去曾多次同中国政府会谈，一直承担着中日外交的部分职能。 这次代表团原计划6月访华，因时任会长河野洋平在出访前夕离世而延期。 岩屋毅于7月就任新任会长后，重新协调了访问时间。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分析指出，日本国贸促本质是民间友好团体，新任会长岩屋毅虽为众议院议员、曾出任内阁阁僚，但此次民间层面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日本政府的授权，仍是未知数。 在我看来，这次访华直观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撕裂。 日本政坛右翼紧跟美国，不断在历史、台海议题制造摩擦；实体经济却离不开中国市场，企业只能派出有分量的前政客出面斡旋。 一边对外放强硬言论，一边上门寻求经贸稳定，这种两面策略很难长久维持。 时间往前推几天。 9月22日，纽约联合国总部，高市早苗和特朗普的会面只持续了约35分钟。 白宫将这场会面定义为“场边会晤”，日方却把它升格为日美首脑会谈，双方口径本身充满反差。 日方最担心特朗普为国内中期选举，在涉华议题上不和盟友协商就做出让步，所以特意把会面安排在中美首脑会谈之前。 会谈覆盖半导体、关键矿产、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，也专门讨论了中美会晤相关的涉华内容。 但整场会晤没有发布联合声明，也没有敲定新的共同行动，仅仅停留在交换立场层面。 会面结束当天，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，呼吁删除《联合国宪章》的“敌国条款”。 这个条款由第53条、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，是二战后为防止轴心国重新崛起而设立的特殊安排，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二战“轴心国”死灰复燃而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“例外权限”。 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起，对“敌国条款”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。 高市在演讲中还妄称“联合国宪章是81年前起草的”、安理会现有结构只“反映1945年的国际形势”，应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以“提高合法性和代表性”。 中方对此的回应很明确。 环球时报的评论指出，高市早苗站在联大会场公然声称《联合国宪章》与安理会制度“过时”，叫嚣要删除专门防备军国主义复活的“敌国条款”，这种行为“既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，也是对联合国权威和国际社会公义的粗暴蔑视”。 “敌国条款”绝非谁强加给日本的“歧视性标签”，而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。 只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尚未彻底消散，只要日本右翼仍在否认侵略历史、谋求扩张军事力量，“敌国条款”就有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，这一条款绝不能删。 在我看来，高市早苗这趟纽约之行，更多是面向国内选民的政治表演。 她想对外展示日本拥有影响美国外交的能力，但美日同盟本身就不对等。 美国优先考量自身利益，并不会事事迁就日本。 日本推动修改战后相关规则，本质是想要逐步挣脱战后国际体系的约束，但历史事实不容篡改，周边国家不会接受这种诉求。 这一系列外交动作背后，还有更早的前置动作。 9月17日，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。 18名大臣更换10人，但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、外务大臣茂木敏充、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、财务大臣片山皋月等对接美国的核心岗位全部保留。 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，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，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，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“阁外合作”转向“阁内合作”。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铭分析指出，过去20余年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执政，公明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，始终充当着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“安全阀”与“刹车片”。 而维新会以强硬的国家主义为底色，入阁后“刹车片”变成了“油门”，执政联盟的